【师友印象】
作者:汪浙成
(资料图片)
今年元旦,我给老同学猴子——孙绍振发微信,祝他全家新年快乐。很快来了回复:“今年猴子不快乐,还没有转阴。胃口不好,精神欠佳,血氧也不够标准。”农历除夕那天他发来好消息:“医生说,他主治区里我是恢复得最好的。目前在家躺平康复。有生以来,第一次一天到晚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视,看天花板,享受无聊!”他难得有空闲,我就在微信上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笔聊不过瘾,猴子又发过来一大堆文章,有他自己写的,也有人家写他的。其中有谢冕的《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开一个美丽的会》,那是为庆祝绍振八十大寿而举办的学术思想研讨会的祝词。谢冕像久经风雨、见多识广的老大哥在夸奖自己的小老弟:“孙先生的生命是一道奇美的风景!”谢冕的用词很精准,不是“美丽”,而是“奇美”,让人浮想联翩。
1952年,全国第一次统一高考,招生数量有限,大学生录取名单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两年后,大学招生人数多了些,录取名单由各大区党报分别登载,华东区的登载在《解放日报》上。那时大学生很稀罕,校徽含金量很高,挂在胸前是很神气的。孙绍振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禁不住大喊一声:“阿拉是大学生哉!”弄得他妈妈大吃一惊。妈妈知道他有点骄狂,但是有本钱,脑袋灵光。孙绍振觉得不用功而得到好成绩才算“大王”。他曾经和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别苗头”,不但比谁成绩好,而且比谁“不用功”。考生物学(那时叫做“达尔文主义基础”)前一天是礼拜天,三四个向往称“王”的同学相约比赛,上午到昆山亭林公园痛快游玩,留下半天复习。考卷发下来,他得了99分。老师特别批评道:“孙绍振,你字写得龙飞凤舞,扣你一分。”
这应该是猴子“奇美的风景”的前奏。
郭红松绘
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的大喊一声,则是这道风景豪迈的画外音。
他就这样带着奇美的豪情,进入北大燕园,但没几天就豪迈不起来了。他发现,55级有本钱、比他豪迈得多的同学比比皆是。张炯曾是闽东游击队的政委,孙静是热河省广播电台的副总编辑,谢冕已经是诗人了,张毓茂是拒绝保送到苏联留学而选择了北大中文系……猴子没有感到丧气,没有感到压抑,相反,感到和这样高水平的同学在一起,水涨船高,剩下的本钱就只能是中学时代不屑的“用功”了。
北大教授学识渊博,令孙绍振心气大涨。高名凯先生上第一堂课,光是外语的例子就涵盖了俄语、英语、法语,还有什么斯瓦希里语、古高地德语,等等,闻所未闻。听不懂,谁敢讲出来啊,谁让你来北大的!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英语学了9年,大学必修的是俄语。他默默地继续学英语,还选修了法语,随身带一本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俄英法词典。
他心雄万夫,不但新中国这一代要追上,还要超越老一辈。全系那么多泰斗极的教授,让他震撼的有杨晦、吴组缃、朱德熙,以及当时还是讲师的吴小如,但这并不能满足他旺盛的求知欲。他写信给系领导:请朱光潜来讲美学。信自然是石沉大海。
政治课本里有一章是讲唯物辩证法的,太简单。他认定,中文系缺少一门真正的哲学课。他不指望系里会立马找到合适的人选,还是自己去打听吧。那时李希凡是大红人,他就写信给李,请教如何学哲学。不知何故,杳无回音,他就不再等待,自己去啃经典。先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那真是难啃啊,光是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就比正文还要长。硬着头皮读完了,读正文,很快又读不懂了。那是个冬天,靠着暖气管,读了好多遍。他在自己看准的事情上,有一股和他漫不经心的外表不相称的韧性,就是用这样的韧性,他最终读懂了。他很开心,对自己说:“孙绍振,你这鬼猴子,现在可以偷偷对自己说:‘阿拉懂得马克思主义哉!’”
孙绍振的“奇美”还在于他的“猴性”,谢冕说:“他总要找机会彰显自己的言行与众不同。每天下课回来,他总会在走廊里高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也会用尖细的、公鸡一般的嗓子唱俄国歌。这时,同学们都露出笑容:猴子回来了。孙猴,这是同学们对他的昵称,不仅因为他姓孙,而且因为他不安分,总想大闹天宫。”须知,那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年代,所以,他是不同凡俗的另类。他喜欢漫不经心地画画,不管是在课本上还是笔记本上,常常即兴“插图”,还说是从普希金手稿上学来的。被批评了,他轻松愉快地表示:坚决改正。脸不红,心不跳。
谢冕说他“自我感觉永远良好”,就是因为,他觉得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心地光明澄澈,活得明白,这是大事,其他一切都是鸡毛蒜皮,因而对批评他的同学心无芥蒂。他大大咧咧,散散漫漫,随随便便给人家取绰号,什么“大笨蛋”啊,“二寡妇”啊,字面如此恶毒,但是,居然为全班通用。此呼彼应,其声亲切,如兄如弟。即使如今他已年过八旬,我仍觉得叫他“猴子”,比叫他“孙教授”“孙老师”要亲切得多。
那时我高孙绍振一年级,对他最深的印象是聪明、善辩、爱说话。他可以不吃饭,但不可以不说话。他说得比想得快,还没有想清楚就脱口而出的个性,使他当年最亲近的人都担心他永远是个长不大的缺心眼的男孩子,而不是个能依靠一辈子的稳重的男子汉。
尽管老挨批评,但他感受到的都是来自班集体的温暖。他和一个好友刘俊田,就是那个被他叫做“大笨蛋”的,常常为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争论,话追话,不免有些过头。他和党支部书记费振刚也有过激烈的辩论。孙绍振口齿伶俐,滔滔不绝,把费振刚气得张口结舌,上气不接下气,脸色发白。后来,这个大闹天宫的猴子处境艰危,日夜悬心,但刘俊田只字不提那些过头话。费振刚则为他定性:孙绍振是思想上一时想不通,不满,属于人民内部问题。在孙绍振的回忆文章中,“好人,大好人”还有团支书阎国忠。他们同宿舍,平日里孙绍振和大笨蛋的争论,阎国忠都在场,但是,他一直若无其事。
一次,南斯拉夫大学生歌舞团来演出,班上只有几张票,费振刚把自己的一张票给了他。后来编写当代文学史,谢冕把他提拔为诗歌组的组长,1959年他追随谢冕应《诗刊》之约撰写《新诗发展史》,在《诗刊》上连载。毕业时,他还留校当了研究生。
他的自尊、自信,以及他的“猴性”,又这样慢慢地活了过来。他又开始口无遮拦,又神采飞扬、滋润起来。一大早起来又在走廊里引吭高歌,弄得那些爱睡懒觉的同学恨得牙痒痒的,在他的房门上贴小字报:“每晨必闻歌声,其声如鸡。”不过这回,他更潇洒了,旁若无人,双手插在裤袋里,学着马雅可夫斯基,跨着“两公尺的大步”。
一些欣赏他的人,虽然觉得他不过是小聪明,不一定有什么大才气,但也禁不住不时为他担心:如此不知忌讳,不通人情世故,天真烂漫,在55级班上被宽容惯了,到社会上难免会碰钉子。费振刚、谢冕、张炯是不是把他宠坏了?
大学毕业二十年后,谁也没有想到,孙绍振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在受到“围攻”之前,张炯给他“通风报信”,还是称他为“孙猴”,可惜为时已晚,他便以拜伦的诗句回答:“爱我的,我报之以叹息。”
在为庆祝他八十大寿而举办的学术思想研讨会上,身患重症的费振刚托夫人带来了祝词,只有一句话:“孙绍振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多少年后,从北大中文系55级二班“温室”走出来的他,不但“猴性”不改,而且把55级的温馨传统发扬光大,对处境困难的学生极其爱护,尤其是对他看得上眼的有才华的苗子,多少也有点“猴性”的学生,如陈晓明、谢有顺,爱护起来可以不顾一切,在许多人士看来,甚至有点狂热。
我想,这是谢冕所说的孙氏风景的“奇美”中最深刻的“奇美”。
《光明日报》(2023年06月28日 16版)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