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提起“中国制造”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服装、食品、电子产品等轻工业。但如今我国的重工业发展水平不断上升，涌现出一批优秀企业。其中有个被称为“中国第一船厂”的企业不仅在中国业内异军突起，还走向了国际。

(相关资料图)

它于2013年与挪威某家大型海上钻井公司签下了高达130亿元的大订单，殊不知，这桩生意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中方企业没能更上一层楼，反而由于对方在2019年单方面毁约，导致债台高筑，不得不对外宣布破产重组。

大船海工的“扬帆起航”之路

上述的中方企业指的就是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一般简称其为大船海工，是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子公司，它位于水陆运输条件优越的大连湾畔，主要从事钻井/生产平台、钻进船、各类海洋工程船等业务。

大船海工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彼时它还叫大连造船厂，由沙俄中东铁路局筹建，建成后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争洗礼和社会变迁，先由沙俄统治，又被日本占领，日本战败以后，苏联也曾经接管过一段时间。

直到1955年的1月1日，工厂才从中苏合资经营转为我国独立经营，并更名为大船海工。

仅仅三年后，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的大船海工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船舶制造工业迎来一次飞跃。

这次成功让大船海工踌躇满志地开始制造新的“国之大器”，为了填补当时中国海军在中型水面舰艇方面的空白，它专注于试制导弹驱逐舰，由于牵涉到海洋军事力量，苏联方面委婉地拒绝向我方提供建造导弹驱逐舰的技术资料。

苏方谈判人员直言：“在导弹驱逐舰方面，我们不可能予以援助。”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国22个省市、260多个厂家、无数技术人员的参与合作之下，中国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横空出世。

“济南舰”于1970年7月30日上午在大船海工顺利下水，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振奋，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及实验以后，我国海军在1971年12月12日正式接收这艘来之不易的“海战利器”。

大船海工此番得以名声大噪并彻底在业内站稳脚跟，但它并未就此止步不前，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深耕着。恰逢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各行各业都在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常言道，不破不立。船舶工业作为一个国家提升综合国力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的产业，自然要革故鼎新一番。我国领导人号召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才有可能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大船海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将商业触角逐步延伸至海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几乎垄断了全球超大型原油油船市场的日本三菱和韩国三星等公司，正在激烈竞争一个来自伊朗国家油船公司的订单。

因为这笔交易不仅利润非常可观，还能帮助船舶公司大幅度提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打造出良好的口碑，为其应对危机、进行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

当时的中国没有一家船舶公司掌握建造超大型原油油船的核心技术，大船海工迎难而上和对方展开了历时17个月的多轮谈判。它给出了具有竞争力的船舶建造融资条件，还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

如愿将5艘30万吨超大型原油油船的订单收入囊中，打破了我国船舶工业承接金额最大的纪录，也终结了日本、韩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历史。

2002年8月31日，第一艘油船“伊朗·德尔瓦号”按计划签字交付。

增加了大船海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获得了大量海外企业的青睐，大船海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多条专业化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都分别对应着不同类别的产品。

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船海工为海军建造了百余艘舰船，是国内为海军建造舰船最多的船厂，所以除了“中国第一船厂”，大船海工还有个更为霸气外露的美誉“中国海军舰艇的摇篮”。

“挪威船王”的天价订单从天而降

不过要说大船海工的“高光时刻”，还得是2012年9月的一次交船仪式。

当天的大连军港停泊着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现场有很多闻讯赶来的记者军迷，他们早早地去到观察点想要先睹为快。

下午16时左右，光彩夺目的五星红旗在舰桥桅杆上飘扬而起，这意味着中国从此迈入了“航母时代”。大船海工就是“辽宁舰”的改良生产方，它一跃成为中国唯一一家世界级造船企业，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

正是这样傲视群雄的优异成绩吸引来了有着“挪威船王”之称的约翰·弗雷德里克森的目光，他主动向大船海工发出了合作邀约。

这位早在2012年就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75位的企业家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以焊接为生。

家境并不富裕的他高中初一毕业就辍学，在家乡做着邮递员的工作，27岁才自立门户创业，有道是：“富贵险中求”，约翰·弗雷德里克森的第一桶金就是靠着冒险在海湾石油生命线上运输石油所得。

那时两伊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伊拉克的导弹几次命中过弗雷德里克森船只的发动机，巨额的利润让他心甘情愿地顶着枪林弹雨做生意，战争结束的时候，一只颇具规模的油轮船队已归他所有。

白手起家的弗雷德里克森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油轮业主，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2005年，在航运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他一手创立了seadrill公司，短短八年之间就把公司的市值做到了220亿美元。

旗下不仅有上百艘最先进的油轮船舶，还有一百多台海上钻井平台，业务范围遍布世界各地，稳居海上钻井企业第一把交椅，如果能和这样的企业达成长期商业合作，必然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大船海工拿出十足的诚意接下了对方伸出的橄榄枝，毕竟这是笔看起来稳赚不赔的买卖。对方提出要订造8座海上自升式钻井平台，由大船海工负责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急救装备。

建造海上自升式钻井平台对技术要求极高，产品配套设施繁多，因此每一台的造价都十分高昂。这份订单至少价值130亿元人民币，是大船海工2012年营业收入的两倍，还能为其带来不可估量的隐形效益。

只不过seadrill方面只愿意支付一亿美元作为预付定金，这个数字不到全部货款的10%，剩余的货款等到工程竣工之时再行支付，前期建造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需要大船海工自己垫付。

实际上，按照世界公认的国际惯例来说，甲方的预付款一般都要占到总款项的30%到50%之间，这是为了有效保护乙方的权益，防止甲方出现违约行为给乙方造成致命打击。

大船海工和seadrill公司进行了多轮谈判，表示希望对方能够按照公认的标准支付定金，这对工程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方始终不愿意在这方面让步，一心想要拿下订单的大船海工妥协了。

虽然seadrill的行为并不符合国际惯例，但看在对方是国际知名企业的份上，大船海工还是于2013年8月在合同上签了字。双方自此达成合作关系，大船海工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作。

根据seadrill公司的要求，大船海工为其定制了上百间员工宿舍。海上自升式钻井平台的建造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平均以三至五年为周期。

大船海工自2013年起就兢兢业业地履行着合同约定，加班加点地建造位于北欧海域的八座海上钻井平台。令大船海工颇为意外的是，身为甲方的seadrill公司在项目运转期间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保持沉默。

从未提出过任何无理的要求，也不会频繁地去现场视察。大船海工自然也乐得自在，一切的工作都在有序推进着，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差点让大船海工土崩瓦解的“人祸”即将来临。

“船王”光鲜亮丽的面具背后是“强盗”

2018年，就在前5座钻井平台已经基本完工之际。一向不过问施工进度的seadrill公司忽然向大船海工的对公邮箱发送了一封邮件，邮件中以大船海工逾期交付为由撤销了六座钻井平台的订单。

对方毫无预兆的翻脸行为打了大连海工一个措手不及，这对因为项目已经负债19.21亿元的他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钻井平台是按照seadrill的需求“量身定制”，很难再二次销售给其他企业。

即便是勉强出售也卖不了什么好价钱，完全无法弥补大船海工的投入成本。建造钻井平台处处都要花钱，为了如期把钻井平台交付给Seadrill公司，大船海工调动了非常多的人力资源。

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安全保障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不用说这些海上自升式钻井平台全部采用了最先进的建造技术，大船海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达到了Seadrill对钻井作业深度的要求。

最大作业水深达四百英尺，最大钻井作业深度达三万英尺，这些全是靠着真金白银堆起来的。那10%的预付款对大船海工来说根本支撑不了多久，seadrill一封邮件就让大船海工砸进项目的17亿工程款全部打了水漂。

其实，seadrill视契约精神为无物的行为有迹可循。

2015年油价一路暴跌导致国际市场低迷之时，seadrill公司就出现过延期或撤单大量新建钻井平台项目的行为。

其在2015年年底撕毁了与韩国现代重工签订的建造第六代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的合同，用的理由同样是对方未能在期限内完成交付，那次撤单让现代重工损失惨重，Seadrill公司收回了1.68亿美元的前期付款和后续利息。

类似的套路如今被用在了中国企业身上，尽管大船海工专程派人去Seadrill公司的总部沟通也无果，2019年1月，负债近20亿，资不抵债的大船海工无可奈何对外宣布破产重组。

然而Seadrill居然变本加厉不仅先后撤销了剩余两座钻井平台的订单，还一纸诉状将大船海工告上了法庭，他以大船海工破产重组为由，要求退还先前支付的货款和利息。

恶人先告状的Seadrill可以说将“无奸不商”这四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将过错全部一股脑推到大船海工身上，此举摆明了是要赖账。

可事实是，2019年的3月，在前7座自升式钻井平台订单都已经被Seadrill公司多方面撤销的情况下，大船海工直接联系上了Seadrill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主动提出要取消第八座钻井平台的建造，却被对方以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明确拒绝，使得大船海工无法及时止损。对方没有任何诚信可言的无耻行为让大船海工瞠目结舌，寄希望于法律来主持公道。

可惜当初签订合同之时，大船海工忽略了一个重要条款，合同上面赫然写着:“一旦买卖双方发生商业纠纷，将在买方国家指定的机构进行仲裁。”这意味着他们的官司将由挪威的法院审理。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在跨国商业纠纷案件之中，选择自己国家的法院进行仲裁最为有利，更何况，Seadrill公司在挪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大船海工几乎不可能有胜算。

官司意料之中地败诉了，好在还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理赔的17.5亿元保险赔款，大船海工打落牙齿和血吞，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凭借着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口碑涅槃重生。

回首大船海工自问世至今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它诞生于兵荒马乱、成长于改革开放、辉煌于太平盛世，尽管遭受了许多的风风雨雨甚至一度跌入谷底，它仍是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见证者。

今时今日，大船海工斗罢艰险又出发！